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良知就是唯一的“自家准则”。由此在德行的方法问题上，阳明学主张只要依此良知主体去做，并随时随地在事事物物上落实致吾心之良知的实践工夫，最终便可实现成德之理想用儒家的说法，就是成圣成贤的道德理想人格之实现，用我们现在的说法，就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使自己过上一种好的道德生活。

二、阳明学是对儒学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创新

无疑地，阳明学以良知为人的基本德性，自有深厚的儒学思想传统之渊源可寻。早在先秦原始儒家，与德行问题并重的乃是德性问题，《尚书》中“明德”之概念便是德性之意，而儒学史上脍炙人口的《大学》“明明德”之说，亦显是对德性而言。更重要的是，阳明心学乃是对儒学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创新。

事实上，王阳明对于儒学传统在于“心学”这一问题是有充分自觉意识的，他曾明确断言“圣人之学，心学也”，并指出宋代以来被道学家所抉发的尧、舜、禹授受的“十六字心诀”中的“人心”、“道心”说，乃是儒家的“心学之源”。落实在儒学历史上，阳明认为孟子之学便是心学之典范，而在宋代儒学史上第一次提出“心即理”之命题的陆九渊（一一三九至一一九三）之学堪称“孟氏之学也”，阳明自己则表示他是陆学的接续者，在陆九渊与朱熹之间发生的朱陆之辩中，阳明也明显袒护前者，甚至撰述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一书（该书在多种《传习录》单刻本中被作为附录所收），表示朱熹晚年自悔早年之说，其为学旨趣开始趋近于陆九渊，尽管这部书所收的文献并不尽是朱熹晚年之作。故就思想史的史实看，所谓的“朱子晚年定论”是不无疑问的。

然而在心学意义上的道统历史当中，王阳明并不承认朱熹有接续道统的资格，相反他认为由陆九渊上溯至程明道（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）进而推至先秦孔孟的儒学传统，才是儒家心学的道统谱系。至于阳明自己在儒家道统上的地位，其弟子如薛侃（一四八六至一五四五）便已直言阳明之学乃“孟氏之学”，将阳明直接定位在孟子之后，凸显出阳明心学的重要历史意义。的确，在阳明看来，孟子之后，道统失传，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，究竟谁能上承儒学之道统，其判准惟在“心学”而不能是朱熹所谓的“理学”。

要之，阳明对朱熹理学抱持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，以为朱熹所主张的穷尽“一草一木”之理，其结果必引发一个问题：“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？”这构成了阳明的重要问题意识。另一方面，阳明对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虽有基本肯定，但也有不满，认为陆学比起周程（周敦颐、程明道）仍有所“不逮”，在学问上不免“粗些”。因此我们说，阳明学并不是陆九渊心学思想的简单重复。

的确，从历史上看，王阳明与陆九渊、程明道、孟子之间固然存在重要的承续关系，然而在理论形态上，显然阳明的心学理论更有超越陆九渊、程明道的一面，在上承孔孟尤其是孟子心学的同时，又有新的理论创发，从而形成以心即理、致良知、知行合一等一套系统观点为特色的儒家心学理论新高峰。

三、王阳明的身世及《传习录》的结构